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政府虽然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保护者，但至少在有效引导产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角色却始终未能与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

    上个世纪末，看到过一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出版物：《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这个报告首先承认，我国经济界对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特别是对政府功能研究较少；其次，报告肯定了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该书指出：以往一般认为“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主要针对市场失灵，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隐含于这一普遍性的观念之中机构性假设过于简单化”。因为在一些国家，“事物的发展或多或少是按照技术官僚的预期进行的，有权势的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成为普遍现象，发展停滞了，而贫困却在继续”。报告还表示：“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论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着眼于私有制国家，并确实主张向私有化转变的，但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具体研究还相对甚少。而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问题上，上述报告的态度恰当说明了政府与市场的复杂关系。

    最近召开的“两会”上，针对热议的“大部门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孙珩超就指出，改革不在于把部门合成大部就好，现在的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权力越集中，不但管不好，还容易管出毛病。他特别举例指出，“比如发改委，连工作人员有1000多人，把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全给统死了，一个部门的职责究竟有多大？现在的发改委等于是一个‘小国务院’，在发改委某个部门下面一个司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连一句话都不敢辩，他以为自己对了，其实是专家不敢反驳，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把这些人惯坏了，以为自己真的是专家。说难听点，把发改委撤了，经济就发展了！”

    这一言论虽然有激进之处，但它所指出的问题的确在中国市场存在多年。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政府虽然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时的保护者，但至少在有效引导产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角色却始终未能与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具体到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改革开放30年固然促进了汽车产业的长远进步，但政府角色的转型工作却未能随之完成。

    政府管制下的中国汽车业

    回溯历史，中国汽车工业从诞生至今，一直处于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关注之下，重大的决策都是在最高层做出的，这在各大产业中都是比较少见的（除了军工领域）。

    建国之初，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平衡分配的制度。这个制度将全部物资分为三大类：一类物资又称统配物资，由国家计委平衡分配；二类物资为部管物资，由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分配；三类物资又称地方管理物资，由地方管理分配。数十年间，国家统配物资的名单消了又涨，长了又消，但无论如何增减，汽车作为大型耐用消费品，始终是榜上有名。

    中国政府对汽车产业的管理历史可谓是创造了世界纪录：汽车工厂的建设和投资、汽车产品的开发、汽车产品的生产规格及数量、原材料的供给、汽车的价格、汽车的分配、各类人员的招聘……各个方面在当时都是由政府一手操办，连汽车的使用也是由政府包了下来。仿佛政府不管，或者管的不到位，中国的汽车产业就要天下大乱。即使发展到至今，政府干涉依然在中国汽车产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政府官员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规模。改革开放30年来，汽车工业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1978年，我国的汽车产量不足15万辆，今年可能超过1000万辆，并且出口量就可能是当年产量的5至6倍。

    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1955年我国开始出现汽车产量的统计，那一年是61辆，到了1978年是14.9万辆，其间用了23年的时间；1992年，我国汽车产量第一次突破100万辆，累计用了37年的时间；2000年，汽车产量突破200万辆，第二个200万辆用了8年的时间。中国入世之后的6年，汽车产量净增700万辆，每年拔高100万辆，2007年一年净增160万辆。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表：1987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改为汽车工业联合会，1993年成立机械部汽车司，1998年机械部改为机械局，2000年国家机械局撤销。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管得越严，汽车工业发展越慢，市场起的作用越大，汽车工业发展就越快。

    在1993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座谈会上，汽车界的元老方先生指出：“这个文件（指当时的汽车产业政策）旧的计划经济味道多了一点，这个计划经济讲的不是宏观经济，而是讲的苏联计划经济……我们应该多一点什么味道呢？应该是邓小平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味道更浓一些，才能把这个文件弄好。”方老指出的第二点是要考虑：“是一个积极性好呢，还是两个积极性好？还是五个积极性好？……开放搞活政策证明，五个积极性比两个还要好。”方老讲的5个积极性是指中央、地方、乡镇企业、外资、个体。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成绩，正是这5积极性发回之后取得的。

    有学者认为，政府经济功能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政府机构必须有效率，其投入产出是经济的、有收益的。然而，在政府严密管制下，汽车工业发展的现实却是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率、低产出，按照经济学的认识，这种低效率无疑是内生的。

    政府是一个非市场机构，从事的是非市场经济活动，存在非价格因素，因此政府的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是割裂开来的，有可能使资源配置的错误程度增大。现在大家取得共识，就是政府应该以主要精力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要直接参与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