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打大仗、打世界战争、打核战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军工系统面临严重的吃饭问题，一个是军工任务减少，企业吃不饱，二是经济效益下降，职工吃不饱。1978年8月，邓小平提出军工企业要利用富余生产能力生产民品。1979年4月，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后来改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保军转民”）。

    另一方面，当时汽车工业面临“缺重少轻”的局面，轻型汽车、乘用汽车（特别是轿车）、重型汽车产品缺乏，供不应求。但是汽车企业领导人又担心其他企业染指汽车工业，于是提出军工企业搞汽车的路线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从军工企业本身来看，当时处于“找米下锅”、“饥不择食”的状态，许多企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甚至干过烟筒、簸箕等极其简单的产品，或者洗衣机、录音机、电视等一些家电产品。或来，提出了选择民品的几项原则：与军品工艺相近、市场需要适销对路、有发展前途、起点高、尽量军民两用等等。

    军工企业搞汽车生产有悠久的历史。1958年，长安机器厂生产出长江牌轻型越野车，已经生产出1300多辆。1961年由于国际形势和台海形势影响，军工系统任务艰巨，有的领导担心长安厂一心二用，不利于军工生产，于是一刀切地停止了所有民品生产，而中央军委又紧急把生产轻型越野车的任务交给北京汽车制造厂。

    现在看，军工企业上了“让开大路”的当（当然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以“不与民争饭”的指导思想，积极发展微型车和重型车，兵工系统的摩托车生产也取得极为辉煌的成绩。但是现在来看，两厢就是两厢，不是主流市场，难以取得较大的发展。政府的“小九九”是汽车工业就扶持“三大企业”，其他企业都不过是垫脚石，因此军工企业的汽车工业在新世纪就陷入困境。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汽车市场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汽车产品更重要的是品种严重短缺，汽车价格逐年上涨，汽车生产利润极为丰厚，因此搞汽车生产是非常有利可图的选择。到了90年代后期，虽然汽车市场已经转向供求平衡，但是微型汽车产品仍然是市场的宠儿，整个九十年代从不到一万辆发展到50万辆规模。但是从新世纪开始，汽车市场的宠儿变为轿车，军工企业并不“憨”，但是回过头来才明白“让开大路”的后果多么严重：没有掌握轿车的技术，产品处于低含量的下风；难以跨越微型车――轿车的门槛，市场逐渐萎缩；产品开发能力不强；市场意识薄弱。

    由于指导思想是“养”，因此有关主管部门采用了“喂鱼食”的办法――撒。兵器工业引进了微型汽车奥拓项目，不仅零部件如天女散花，整车项目也分散到四个企业（长安、江南、江北、秦川）。航空系统也有四大美人（哈飞、沈飞、陕飞、昌飞），航天系统有星光（轻型车）、万山特种车、贵航云雀等）。这就造成军工系统汽车生产分散、难以协调、低水平、后继乏力等问题。汽车工业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并且要保持投资强度的产业，不可能像种果树，种下树苗之后，每年收果子就是了。特别是当把汽车工业每年获得的收益都吃掉、分掉，而没有继续大投入的情况下，军工汽车企业实际上已经进入“康熙”年代了。

    在一段时间内，汽车产品确实为军工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当汽车市场走向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时候，汽车价格急剧下降，汽车生产的利润逐年减少，汽车竞争日趋激烈，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早就有一批军工汽车企业“金盆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