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81岁的哈恩，最得意之事，则是上任之后所接手的中国项目是最成功的，而德国大众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全球性跨国集团的构架

    上月底在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见到哈恩先生时，他告诉我12月初要来中国，当时他刚为300多名身着盛装的社会名流做完演讲。我说，期盼能在上海见到您。12月5日，如期收到采访哈恩先生的邀请。

    此次哈恩上海之行，主要是为了他的《我在大众汽车四十年》中文版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而来。期间还要会见汽车界的老朋友，到上海同济大学做演讲。哈恩说：“我要通过我的声音（指他写的书），让欧洲知道世界在变，亚洲在变。我对中国很有感情，当有人提出翻译英文和其他版本时，我首先提出要出中文版，这里包含着我对中国的一份情感。”

    今年81岁的哈恩，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海外媒体称他是演说家，又是产业战略家和“神枪手”（看准的项目没有不成功、冲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家）。德国大众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作为全球性跨国集团的构架。可以看到，15年前，哈恩退休时大众的年产量是300万辆，现在已发展到600万辆。

    对此，哈恩表示，德国大众从一个单一的汽车公司能够成为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汽车集团，这都是得益于全球化战略的成功，包括开辟中国市场在内。他如此比喻，当时自己种下的“小树”（收购兼并海外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现在都长成了大树，到了收获的季节（现在大众集团旗下有7个品牌）。

    哈恩的言辞和神态，透着政治家的气质与企业家的胆魄，严谨且具威仪，又具名士的风范。他不回避问题，也敢承担责任：“在布局全球战略时没有调整好美国的市场，我是有责任的。”当然，让他最得意之事，则是上任之后所接手的中国项目是最成功的。即便是当时上海大众年产从500辆很小的规模（当时大众年产是200万辆）起步，但在大众集团内部仍旧是个大项目。现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大众集团在海外最大的市场，预计今年大众在中国的两个合资企业的产量要达到90万辆。

    哈恩强调，“我在书中辟出一章专门写大众在中国的情况。”于是，我就有关上海大众合作项目及国产化和产品选择等历史细节求证了哈恩先生，他逐一做了解答。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说服了我”

    在中国对外合资谈判项目中，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谈得时间最长、最艰苦、最曲折，牵动的面从地方到中央，碰到的问题前所未有，几度面临夭折。

    哈恩回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汽车界对中国市场前景的评估很差，对中国投资持谨慎态度，也只有大众表现出热情和诚意。虽然当时大众确实碰到了财务困难，曾下令停止全部对外合作项目，但这并没有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只是把原来的合作规模缩小了。但在具体问题上，因为碰到了诸多双方利益保护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一部《合资法》），彼此没有经验，又没有依据可参考，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症结就是“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即“没有专利法也没有保护投资的法律，更谈不上正常运转的银行系统”。

    “我是坚信这个项目一定要成功，这对大众的战略很重要。我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开放的决心和开放的力度。”哈恩如此说道，在他的书中也描述了这一历史细节，“无论是中国当时的汽车普及程度远远落后于尼日利亚（每2500个居民才有一辆轿车），还是人均的低收入，都不能阻碍我的决定。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4000美元（这是私家车普及的门槛），但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个拥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

    对于这样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项目，哈恩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上海大众项目的谈判，为中国汽车企业的对外合资合作提供了示范个案，而后来大众又成功地与长春合作，建立大众在华的第二个合资企业，也证明了大众的中国发展思路被中国政府所认同并接受，这为大众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哈恩在谈判过程中所提供的“双方股比50对50的合资模式”，完全是基于合作公平角度提出的创意，后来被写进了《合资法》里，成为汽车整车项目对外合资的原则性的条件（《合资法》就是根据上海大众合营合同章程做参考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