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车被视为是成功人士的一大标志的年代，换车无疑是实现个人地位与身份不断“升级”的有效途径。以更大的视野观之，汽车消费更是社会经济进入更高发展水平的体现，无数换车者的个人消费行为集合起来，率先启动了社会生活的升级换代。 换车消费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其所释放出来的私车经济力量也将逐渐塑造我们的社会发展模式。有经济学者提出，私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带来城市居住结构的分散化，而优先发展公交则将实现城市结构的聚集。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私车的发达。
反过来，一个社会出于对经济发展、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等因素的考虑，也会通过对汽车政策的修订来塑造私车消费模式，并最终影响个人换车意愿的实现。
因此，或许换车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对于一个迟早将要到来的换车时代，我们希望，换车的你可以获得更充分的便利与尊严，而被汽车包围的我们大家的生活，也会更接近美好。
总有一个理由 让我们喜新厌旧
当各汽车厂商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不停推出新车时，扎堆到汽车经销展厅的，不只是新购者，相当一部分是换车者。这群年龄介于35～45岁之间的私车换购主力，多是私营企业主，或居公司管理高层。他们使已呈疲态的车市多了一抹鲜亮，不经意间便形成了一股哗然的换车潮流。美国人平均一生换10部车的故事已经不复是个遥远的神话版本，完全可能落土、演绎在中国。
作为身份标签的私车
在发达国家，私人购车、换车就如家常便饭，私车只是一种纯粹乃至必备的生活工具，多数人不会将私车当成身份“夸饰”的标签。但对于个人创富欲望刚刚被激活的国人而言，拥有一部私车显然被赋予了更多实用之外的象征意义。
中国人第一次买车就能一步到位的并不多，特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其时除了夏利、奥拓、捷达和桑塔纳等国产轿车外，市面上一概为进口轿车，以皇冠、嘉美、宝马、奔驰等为主打。这个时期还没有车贷，多数购车者只能对进口车望“洋”兴叹。
然而，在商海中打拼的人，没有一部私车，不仅不便，同时在形象上也“低人一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毕竟在商业社会，钱是直接衡量人能力的硬杠杆。”广州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云说。
1994年，司法厅的朋友告知李云有一批桑塔纳拍卖，车的成色还算新，底价也不高，相当划算。那时李云做律师还不久，手上积蓄不多。市面上的进口皇冠、佳美落地价动辄30来万元，国产桑塔纳也得20万元。10万块的夏利他倒买得起，不过他觉得开辆夏利，还不如打的，对注意细节的客户起码可以托辞说事务所的车转不过来，“律师这个行业，售卖的是智力，非实体产品，客户凭什么相信你？无非是一种印象。”桑塔纳当时属于一种中档车，汇入车流，一点也不掉份。对于初出茅庐的人，等于如虎添翼。于是李云欣然前往拍卖会，以12.4万元的价格拍回了一辆九成新的桑塔纳，这个价格至今他都记得。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非常正确。”李云认为那辆二手桑塔纳给自己带来了不错的运气。仅过两年，他不仅在业内知名，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并且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荔湾区的商住楼迁到花园酒店附近的写字楼办公。
换车就如换身份包装
生意人最懂得包装自己，赵靖霖也不例外。1996年，赵靖霖从深圳某大型电子公司出来单干。他手中的积蓄除了以前正常的公司提成外，主要是“飞单”所赚。“飞单”也就是走私单，以低于公司的报价，与公司客户达成外签合同。“所有业务员都这么干，老板也是这么出来的。”赵靖霖认为客户是自己跑来的，跟自己走理所应当。他的老板不这么看，发现了立即炒了他。塞翁失马，岂知非福。被老板“炒”了的赵靖霖干脆自己做了老板，由于自己积累了一批客户，八年拼搏下来，赵靖霖不仅将公司做了起来，还自己开了生产厂，年缴税额上百万元，另外置了写字楼和200多平方米的复式大房。
刚开始单干时，赵靖霖用手上仅剩的15万元买了一部捷达，还差上牌和缴税的钱，又找朋友借了几万。喜欢穿剪口布鞋的赵靖霖一直没觉得有换车的必要，妻子建议换车，他没听进去。事后不久，某客户厂的采购经理对他说“生意做这么大，还开捷达，我们都看着碍眼”，他才真正动了换车的心，原来商务形象真的非常重要。他马上刷卡买了辆黑色奥迪2.8，花了50多万元，“奥迪没奔驰、宝马那么张扬，内敛些，但档次、性能毫不逊色。”
李云在事业有成之后，也对自己的形象包装进行“升级换代”：买回一辆价值60多万元的白色宝马，将桑塔纳以几万块迅速出手。开了9年的宝马混入车流，样式明显过时，而且陈旧。李云不能容忍自己误入败落者的队伍，于2005年，花90多万元买了辆白色雷克萨斯430。“雷克萨斯马力不错，在同等档次的八缸车里，如奔驰、宝马等，最省油，比较安静，比较稳，也比较适合自己身份。”谈起自己的爱车，李云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
